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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推门而入,教堂内静得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音。墙上挂着沙皇一家被封圣后的画像——皇后抱着幼子,公主们眉眼柔和。供台前跪着三位老妇,她们的手一圈一圈地拨着念珠,仿佛整个民族的罪与怨都藏在那细细的珠链之间。
忽然钟声响起,低沉厚重,像从地底升起。我的心被什么猛地拽了一下,那不是敬畏,是一种不愿遗忘的本能。
我站在圣像前,一位穿着黑袍的神父走来,轻声说:“这里不是胜利者的祭坛,而是沉默者的坟场。”
我闭上眼,写下:
“有些城市必须将最沉痛的伤痕转化为骨骼,才能在冰雪中站得笔直。”
第二天,我走进乌拉尔矿冶博物馆。
一层展厅里陈列着帝俄时期的采矿工具、彼得大帝时代的冶炼图纸,甚至还有一块曾击中乌拉尔的陨铁,黑黝黝如巨人心脏。讲解员说:“这块陨石落在我们城市旁,就像我们的命运,注定要与金属结缘。”
我被安排进入一座仍在运行的金属加工厂参观。工厂内部如地狱之门,炉火滚滚、铁水奔流,空气灼热得像能烤穿肺叶。我穿着防护服,站在高温熔炉前,看一块块红得发白的钢坯被卷入传送带。
一位中年工人把铬铁锭递给我,我双手接过,几秒后手臂便发酸,那重量仿佛不是金属,而是历史。
他看着我笑说:“这是我们乌拉尔人的体温。”
我点头,那不是一句夸张的形容,那是真的。
我在《地球交响曲》中写下:
“叶卡捷琳堡不是长在地面上的城市,它是从火山腹中缓缓铸成。每一块砖都流过铁水,每一个梦都带着炽热的呼吸。”
午后,我来到乌拉尔联邦大学。
校园不大,却有一种独特的冲击感:红砖图书馆前,一群学生正摆摊售卖手绘明信片;科技楼后,一台老旧战机被油漆刷成涂鸦展览。年轻人穿着随性,交谈活跃,街头的语音已不再是列宁语录,而是未来简章。
我受邀做一场关于中国文化与全球旅行的公开演讲。结束后,一位名叫阿廖娜的女孩走上前,眼睛亮晶晶地问我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