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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问我:“你是哪来的?”我答:“中国。”
她眼睛一亮:“我孙女在学中文!”随后从袋子里掏出手机,指着照片中一个穿着旗袍的小女孩骄傲地说:“她叫娜佳,会说‘你好’!”
“你好。”她学着孙女的语调,声音温柔得像是要把我冻得僵硬的心也一并解冻。
我写下:
“文化不一定藏在剧院与高楼里,它可以在热气腾腾的馅饼中,也可以在老奶奶一声‘你好’里。”
夜晚,我站在旅馆窗前,望向这座冰蓝色的城市。
鄂毕河的冰面泛着月光反射出的暗金,街道上车辆稀少,但每盏路灯都亮着,像是没人离开岗哨。远处大学城的灯光也未熄灭,似乎有人仍在做着一场天寒地冻的实验。
我望着这片光点交织的雪原,心中一阵潮涌。
这座城市没有帝国的浮华,没有首都的锋芒,也没有港口的开阔。但它有一种令人敬佩的倔强,仿佛你在冰层下轻轻一敲,就会听到一颗心脏正咚咚跳动。
我翻开《地球交响曲》,写下:
“新西伯利亚不是俄罗斯的边缘,她是那一口埋在雪地里的温泉,是零下四十度也要燃烧思想的炉膛,是一个民族被锤打千遍仍不弯曲的信念。”
—
清晨,列车缓缓驶出站台。
我靠着车窗,看着雪地一点点退后。下一站,是伏尔加河下游那座与历史、宗教、工业与当代艺术并肩前行的城市——
下诺夫哥罗德,我来了。